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解码中国古文DNA

武汉疫情中，日本捐赠中国的医疗物资上的古诗词让国人集体温习了一遍汉字之美。在那一刻，很多人心底都有一个疑问：何以我们要兜兜转转从别国给我们的片言只语中才能感受自己文化的魅力？

现代化和西化让我们与传统文化疏离日久，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当下，文化的差异比平时更为明显地凸显，各种利益和价值的撕裂也愈加剧烈。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提及古汉语，解码传统文化的DNA，成为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  

今天为大家分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老师于去年7月21日在北京与主持人大策关于古文和传统文化的对谈，希望对读者们能有所启迪。

从“阅读”到“悦读”

  ——解码中国古文DNA

○

讲座嘉宾：商伟 

主持人：大策

时间：2019年7月21日（地点：前途驿·智趣沙龙）

     大策

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策划人

主持人：最近有一个剧集特别火，叫《长安十二时辰》，让我们看到了距离一千多年前盛唐时人们生活的样子，特别是剧中的很多设计用足了心思。比如说，那时候没有微信，传递旗语的时候，会用古文表达，每一句古文代表一句暗语，很多靖安司的工作人员会通过那句暗语迅速地集结。

唐代的无线通讯——望楼体系，望楼星罗棋布地安置于长安城中，楼与楼间靠旗语、鼓声或灯火光来传递息，信息基于《唐韵》解码。

古人真那么高级，那么有智慧吗？比我们今天微信群的小伙伴更可爱，更值得我们交流和交往吗？我们读古文，到底读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跟各位好好探讨并解码古文当中的DNA。要知道，我们可以成为今天的自己，除了父母生养的血肉之躯之外，还有流淌在我们血液当中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这是个看起来很高深的话题，还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来宾——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

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2年师从袁行霈先生攻读古代文学研究生，1984年毕业留校，兼任林庚先生的助手；1988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师从韩南，主攻元明清小说戏曲研究，同时师从宇文所安继续从事中古文学的研究。目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近著包括《给孩子的古文》《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

商伟

商伟：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编了这么一本《给孩子的古文》，别人都问，你怎么突然想起给孩子编一个古文，这本书成人是不是也能读？当然是可以读的。我编这本书，也是给我自己的女儿编的，她们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学了一点现代汉语，跟我读了一点古诗词，但是古文还没有正式开始念。

主持人：我们在座中国生，中国长的朋友，古文水平应该跟你女儿差不多，读了一点古诗词？

商伟：古诗词有节奏、有韵律，我这次回来跟一些中小学的老师也座谈过，他们基本上是从小学开始就带入一些诗词，包括《诗经》，四言体有节奏，可以把人带起来。但是古诗词的阅读背诵是不能替代古汉语的学习的，我担保你背了一百首唐诗，但拿到一篇古文很可能还是读不懂，因为它们不完全是一回事儿。还是应该从古文开始，古文是一个基础，古文是走路，诗词是跳跃，你得先学会走路，再跳跃。

主持人：古文是更好的能够让我们更好变成一种工具去读懂古人的智慧，古诗词这么一比，更是一种情趣，一种雅趣。

商伟：诗的文化，在我看来，是更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诗词大赛当然也很好，能够吸引大众对古诗词发生兴趣，但是真正要读懂古诗词是一件更难的事情，需要古文做基础。同时，也要对于诗的文化做一个了解。诗不是我们通常的三段论式的，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中心思想、主题大意。不能这么读诗。对古诗词有兴趣只是一个开始，最后还是要学会怎么读文学，包括怎么读古文，怎么读散文，怎么读小说，怎么读诗歌，这是一种阅读文化的训练。在我看来，文学阅读在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中，还有提升的很大空间，因为我感觉，我们很多孩子是不太会读文学的。

商伟

主持人：其实语文是我们从小学一年级要学到大学的，所有的学科当下，语文永远是排第一位的，但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学语文，不学的话，我们也会说话，也会写字，我们每天都看网络，看手机，看朋友圈，好像里面的词也不少，干嘛非要学语文？

商伟：是的，为什么要学语文，尤其是学古文。今天大家已经不用古文了，古文是被废弃的、死掉的文字，为什么还要读古文，而且还要背诵？这不成了死记硬背吗？很多孩子很反感，畏惧读古文，觉得逼他们读过去时代死掉的文字，跟现在没什么关系。

其实，没有任何学者的研究证明古文跟现代白话是两套不同的文字表达系统。它们是同一套汉字书写系统中的两种相互关联的表达风格和表达形态，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延续性的。古文里面有大量的单音节的字，这些字的字意一定会保留在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组当中，比如说“方”，就是“刚刚”、“刚才”的意思，而我们今天还经常说“方才”，所以不要把古汉语当成跟今天无关的事情。从古汉语到现代白话之间的连续性，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可是我们不自觉，反而觉得古文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学术界的误导，把古汉语与拉丁文划上了等号。可是实际上，它们之间完全不具备可比性。大家都受过基本的人文教育，应该知道，拉丁文在拉丁语不用以后就被废弃掉了，因为它是一种拼音文字，你只要不那么发音，就写不出来了，写出来也没人懂。汉字高明的地方，在于它不跟着方言走，如果跟着方言走，言文一致，写成文字就难免时空的限制，行之不远。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比如说日本有片假名，11世纪初年的《源氏物语》，采用的就是片假名的书写系统，但到了今天，日本读者也读不懂了，为什么呢？他们现在不这么说话了。汉字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能跨越时间的距离，跨越地区的差异，能够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书写载体，就是因为它是表意文字。

11世纪初年的《源氏物语》用片假名写就，今天的日本读者已经读不懂了。

主持人：音和写是分开的。

商伟：是的，言文分离。在晚清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看来，这是一个问题，老是言文不一致怎么行，一定要言文一致。其实长远来看，不一致有它的好处，反倒是确保了书写文明的历史延续性。

主持人：好像有一段时间，还要把整个的汉语变成拼音文字。

商伟：做了很多这样的试验，思路完全是从西方来的，发音中心论：发音代表了你是谁，你这个人的本质是通过你的发音来表达出来的，这是典型的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的想法。那个时候，你看他们民族主义乐派，俄国的强力乐派，他们要找民族音乐的起源，这是他们民族的灵魂，声音代表了他们民族最本质的东西。我们的文字不代表我们的声音，这不行，一定要统一起来。

主持人：言文统一的话，会好用，会简单。

商伟：对，我们最后也是基本上做到了言文大体统一，只不过是反过来、倒过来做的：先有一个统一的文字，然后强制推行了一套普通话的标准发音，并不是自下而上的，因为自下而上就达不成标准化了。

主持人：其实我们同样一篇文章，从古至今的发音可能是不一样的？

商伟：是不一样的，今天的学者如果能够部分地还原中古发音就很不错了。而事实上，唐代的发音系统如何，也是有争议的。有人以粤语为依据来恢复中古音系，但发音是一次性的事件，古人的韵书里会保留一点痕迹，但是你想恢复整个音系是非常困难的。

主持人：没有录音设备，这一点是做不到的，那时候看《长安十二时辰》，那里边的发音一定是不对的。

商伟：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电视剧，是不是大家现在都在看这个电视剧啊？我们没办法完全恢复那个时代的语音世界。

主持人：但即便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他们写的字，别说唐朝了，上古时期写的字，意思我们还能读得懂。

商伟：这是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系统的优越性。拼音文字，一旦拼法改变了，发音改变了，你就读不懂了。英文是到很晚的时候，才把标准拼法固定下来的。约翰逊博士编了英文辞典，而在那之前，比如说莎士比亚，他自己的签名都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是非常晚的现象，才把书写系统统一起来了，而中国是从很早就开始有一个统一的书写系统。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主持人：我们经常说，记得几年前特朗普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故宫接见他，介绍的时候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延续了五千年，很大的功劳可能就是由于文字。

商伟：是不是五千年还有争论，现在考古界准备把夏朝算进去，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一事件，中国文明的延续性靠的是汉字书写。我们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说到，艺术，包括绘画艺术，是中断过的。公元805年，会昌年间的武宗灭佛，把唐代丰富的佛教寺院的壁画全部毁掉了。我们今天怎么知道还有这些绘画呢？靠的是文字，靠的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了非常栩栩如生的壁画，但是壁画本身完全看不到了。

主持人：那时候是重道抑佛的？

商伟：实际上灭佛有很多原因，有经济的原因，有税收和土地占用等各方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也有政治和文化上的考虑。当时韩愈是坚决主张要灭佛的，读他的《原道》就会明白他的立场。今天看起来，这有一点政治不正确，对于佛教的排斥力度太大了。但文章写得非常大气，语言是好的，非常精彩。我给大家举三句话，说明为什么古文的语言可以是非常有力量的。

用今天的大白话说，是很罗嗦的一句话：让僧侣还俗，当普通的臣民，把佛家的经典都烧毁，将佛家僧侣的寺院变成民居。这个话意思不难懂，但平白无奇。听听韩愈是怎么说的，有没有人读过《原道》？大家跟我一起来，一共就只有简短的三句话：“人其人”，把他们变成人，“其人”不是人，因为他们是僧侣。儒家有一个重要的说法，叫“学以成人”，你生下来只有成为人的潜质，你要通过学习才能成人，怎么学以成人呢，首先要通过人伦的关系。儒家讲的“仁”，意思是必须有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彼此之间产生互动，这其中的核心是血缘关系。你在这个人伦的关系当中，学习作人。僧侣没有人伦一说，切断了所有的血缘关系，所以在韩愈看来，其人非人也，也就有了“人其人”的说法：第一个“人”是动词的使动用法，使他们成为人。这在古汉语中经常可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个“君”字不是名词，是动词。现代汉语已经很少见了，但古汉语里面，这个使动用法的功能是非常之强大的。“火其书”，这个“火”字也是动词。所以有的语法学家甚至认为，古汉语里不存在名词、动词等词性等截然分界，一个词的词性完全取决于那个词在整个句子中的位置，你把它放在动词的位置上，它就是动词，你要是放在副词的位置上，它就是副词。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主持人：那个书就是名词，它在宾语的位置上。

商伟：是的，“火”带着自己的宾语，就是“书”。在古汉语中，汉字的表达，原来是可以这么有弹性的。

主持人：而且这么直接。

商伟：我们现在把西方的语法弄进来了以后，名词、动词分得这么清楚，可是从前未必是这样的，而且你看他的这个语言多有力量。“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庐”是人住的房子，而“其居”，也就是僧侣住的寺院，但那个地方不是人住的地方，所以要“庐其居”，把他住的地方变成人住的地方。这个观念今天看来，太缺乏宽容精神了，但是他这个语言，这种表达方式，何等干净利落，何等有这种力量！你刚才引用的那两句话，也就是毛泽东年轻时说的两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文明”和“野蛮”，我们今天都是当形容词用，或者当名词用，可他当时是当动词来用的。

毛泽东手书"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主持人：让你的体魄野蛮起来，这种表达也不高明，但是“野蛮其体魄”就不同了。这个野蛮听起来就不是野蛮这个词，而是力量。

商伟：不是野蛮人的意思，而是保持你原来的自然的力量，没有被文明弱化的那种原始的力量。

主持人：所以毛主席读过很多的古文。

商伟：你要读懂毛泽东的文体，第一要先读韩愈，韩愈一方面受庄子的影响，一方面受的是孟子的影响。你读庄子，是一种洋洋洒洒的文风，毛泽东的文风有这种东西。孟子摧枯拉朽、先声夺人的气势，在毛泽东的文字里也能读到。毛泽东的文体，他文章中的大量的资源，其实是从古文里来的。

主持人：跟您交流的时候，您一直说学古文不仅是掌握一门语言或者一种文字，更重要的是结交一些古人做朋友。我们今天，刚才我在开场的时候也说了，我的朋友圈里就有两千多人，其中一大半人根本就对不上号，早年微信加了就加了，这可能是我们常规的互动。因为强关系可能就几十人，上到一百人，这种关系就变得很淡，很弱了，对你的影响也有限。那我们这么多人都可以交流，还交流不过来，我们干嘛非要去结识古人，古人懂数理化吗？出过国吗？会外语吗？会使用计算机吗？他有什么智慧一定是我们没有的？

商伟：通过读书，跟古人交朋友，这个说法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陶渊明就这么说，他管读书叫尚友，跟古人交朋友的意思。陶渊明说过这么一句话，“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靠的就是古代有这么多的先贤，他们人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的智慧，他们人生的经验，保存在他们留下的文字里面。

主持人：陶渊明的古人就比我们少了很多。

商伟：对，他比我们少了一大半朋友，但这是一种深度的交流，因为前人留下了他们最精华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文字。对于古人来讲，写作是一种宗教。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儒家的传统是没有宗教的，但是古人，特别是受过儒家熏陶的文人，在他们的理念中，怎样叫不朽？第一是立德，第二是立功，第三是立言，立言意思就是，你的写作成了你生命的一种替代品，在你死后，后人还可以通过你的写作来了解你，而且你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写进历史。这是一个文化神话。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写作可以有无限的生命力，可以让以后无数的读者一代接一代地无限地读下去，这是他们对未来的一种信念。所以他们终生致力于文字的事业，在写作中投入了他们一生的精力。

主持人：他们都很专注。

商伟：专注于书写，要不然我们就不会是书写的文化，你要是看印度文化，到公元10世纪，找不到很多文字的东西。他们有口头的歌唱、吟咏，是一次性地完成的表演性的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你必须把它变成文字，凝固成文字。

主持人：当年刻在龟壳上。

商伟：象征着不朽，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信念和一种宗教，可以这么说。

主持人：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我还要提《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有一个文吏，靖安司一个八品的官员，官职很低了，他挣的钱其实也不少，但是钱不够用，他妻子每天出去打五份工，帮人做饭，他自己租的房子住，连自己的不动产都没有，他的钱干嘛了，后来调查知道了，他自己偷偷开了一个印纸的作坊，过去纸很贵，他用竹子，捣成纤维，竹泥来做纸，大大地降低了纸的价格，他说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当时的纸贵，贵到很多的年轻读书人舍不得买纸，舍不得写字，他就痛哭流涕，这个我们不能理解。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造纸画面

商伟：中国对于纸张也是有宗教感的，你不能随便把纸张毁掉，捡到有字的纸片，必须送到寺院里面，由僧侣来烧掉，不然是一种罪过。所以这里有一个神圣的概念，一片纸张上写了字，不管写的是什么字，也不管是印的，还是私塾先生的随意涂鸦，都不能轻易毁掉。对字纸有一种敬畏，这也是中国书写文明的一个方面。

主持人：一种仪式感的东西。刚才我们说到，跟古人做朋友，陶渊明那时候就开始了，如果让你选择，你的朋友圈留下几位古人的话，你会留下哪几位？

商伟：在古人当中当然有很多的选择。个人读古文和古诗词，没必要一上来就说高大上的话题，而是取决于每个人自身阅读的经历。你在年轻的时候读到的东西，后来又重新读到，自然就会想到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读到它的。这就是你私人阅读记忆的一部分。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现在小学、中学有很多的书可以看，有古文，各种选本，课本里也收了一些篇目。我们读书的时候，手边可以接触到的书十分有限。不知道在座有没有60后？我是62年出生的。69年开始读小学，正好是复课闹革命，但上学也读不到什么东西。语文课本拿回家来，我两个小时就翻了一遍，记得有一年高兴了一下，因为读到了《武松打虎》，让我着实高兴了一会儿。当时也有英文课，可学的是只有我们自己才用的英语，第一课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主持人：不是字母歌吗？

商伟：还真不是，留给大家去想象好了。当时样板戏的一句话说，堤内损失堤外补，体制化的教育被破坏掉了，那就只好在体制外自己学东西了。当时都是这样的。我有很多朋友，学古文，练书法，学画画，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自己去找老师学出来的，当然，无论书法还是绘画，最后你还是要回到文字上、诗词上。我记得当时练书法，练了一个明代书法家文征明的贴子《滕王阁序》，他的狼毫行书写得很漂亮。当时我住在江西，南昌也去过，练习了几遍，也就基本上背下来了。“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写的就是你身边的城市，我记得文征明写成了“南昌故郡”，当时我也去过，但记忆中这是一个很平淡无奇的地方，看不出有什么文化的历史的痕迹。

滕王阁

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阅读突然发现，这个地方跟历史是有关系的，跟文学也有关系。忽然之间，你对这个地方，会有一种不同的眼光；一个很平淡的地方，突然有了新的意义。这对我当时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么一个文化沙漠的时代，突然有了这么一个关联点——历史上唐代的一个年轻人写过这个地方，而且明代的书法家又写了这么漂亮的书法，这为我的生活增添了一个意义的层次。

主持人：多了想法，多了坚持下去的理由。

商伟：要不然你周围的世界是很枯燥乏味的。

主持人：您从那个时候开始，愿意读一些古文已有的对于景象的描述，不过可能跟今天所见的完全不一样。

商伟：是可能完全不一样，但背后又有一个历史的和文学的关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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